葛昆元
  我久居徐家匯地區,幾十年來給我留下深刻而又美好記憶的是徐家匯藏書樓,因為我的第一本書就源自那裡。
  1985年,我在《書訊報》當書評編輯。一開始,我對書評一竅不通,就在一籌莫展之際,我偶然在一套剛出版的《蕭乾選集》中,讀到蕭乾寫的《書評研究》,真似醍醐灌頂。於是,我寫了一篇讀後感,刊發在《書訊報》上,並不揣冒昧地將報紙連同我寫給蕭乾的一封信寄給了中國作家協會,請他們轉交。
  很快,我就收到了蕭乾的來信。他告訴我,他1935年7月至1937年8月在上海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做編輯時,還專門開闢過“書評特刊”,今天也可借鑒。由此,我決定到徐家匯藏書樓去查閱當年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上的這些“書評特刊”。
  那是5月初的一個上午,我走進了徐家匯藏書樓。問詢後,女管理員很快就捧著一大摞《大公報》合訂本出來。我一口氣翻閱了幾個月的“文藝副刊”,沒有見到“書評特刊”,就在我有點失望之際,在1936年4月1日《大公報》文藝副刊上,看到了“書評特刊”。上面除了幾篇書評文章外,還在顯要位置,刊登了巴金寫的一篇議論書評的文章。
  緊接著,我又在1936年8月2日的《大公報》上讀到了朱光潛先生寫的《談書評》的文章。他十分厭惡和反對那些“攻擊唾罵”式的批評。巴金和朱光潛的文章令我異常興奮,我一口氣看完1936年《大公報》後,正想請女管理員幫我換1937年的《大公報》時,她卻輕輕地提醒我說:“午飯時間了,吃了飯再來看吧。”我抱歉地說:“我帶了兩隻饅頭,我辰光蠻緊的。”
  女管理員關心地對我說:“不忙,您吃完飯後,休息一會兒。我一直在這兒,隨時可以給您拿報紙。”少頃,她又告訴我:“您吃饅頭,要是口渴,那裡有熱水瓶,可以倒些開水喝。”我說了聲:“謝謝!”便去倒了開水,吃了饅頭。回到閱覽室,只見她已將我所需要的《大公報》都拿出來了。
  很快,我讀到了沈從文寫的《我對書評的感想》,隨後又先後讀到了刊登在1937年4月25日和5月9日文藝副刊上的兩個專門討論書評的特刊。上面集中發表了葉聖陶、張天翼、李健吾等10名作家、學者有關書評的文章。這些文章既有觀點相近、相互呼應的,也有思想碰撞、濺出火星的……
  我想複印這些書評書刊,可那位女管理員卻有些為難地說:“這些舊報紙不能複印,因為年代久了,紙張變脆了。”我有些著急,問道:“那還有辦法嗎?”她說:“有兩種辦法。一是手抄;二是用照相機翻拍。”我馬上說:“那就明天來翻拍吧。”
  次日上午,我剛走進藏書樓閱覽室,那位女管理員就微笑地說:“我這就給您去取《大公報》。”
  不一會兒,她捧來一大堆《大公報》。我立刻逐一翻拍起來,她一會兒幫我將報紙挪到光線明亮處,一會兒,又幫我撫平報紙凸出的地方,使我的翻拍十分順利。臨別時,我向她表示感謝。她卻平淡地說:“不客氣。這是阿拉應該做的。”
  當天,我就到照相館去沖印了兩套資料照片,一套掛號寄給了蕭乾先生,一套留給自己學習用。不久,我就收到了蕭老的來信,說他很高興收到“闊別了半個世紀”的《大公報》書評特刊,並表示“會好好使用”。還希望我“有朝一日寫一本有關書評的書”。
  一年之後,我終於編著出版了一本《怎樣寫書評》的小冊子(1987年5月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)。蕭老收到書後,很高興,來信鼓勵我說:“這是你刻苦努力的結果。”可我明白,若沒有蕭乾先生的指點和鼓勵,沒有徐家匯藏書樓的豐富收藏和熱情周到的服務,何來此書呢?
  (原標題:藏書樓的記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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